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说：“我相信文学的纯洁，我相信如果有人写作，并且写得好，就会有读者。”但文学始终离不开评价，作为在各种奖项中位置最高的诺贝尔奖，其评价标准在百年里的可谓发生了一场嬗变。5月26日晚19：00，文化太阳澳门集团网站开展线上研讨会，朱振武教授带来了《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的嬗变》一讲，为同学们细细讲解诺贝尔文学奖的更替和演变。

美国文学的两次繁荣对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朱振武教授将诺奖标准的变迁分为六个阶段。最初是保守阶段，获奖作品要维护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符合传统文学风范，在诺贝尔的遗嘱中，他强调，文学应授予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因此当时一些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作家都未能入选。如列夫·托尔斯泰，当时的评委会认为他是无政府主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对评选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也在不断地进行改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人道主义阶段。人道主义情怀随之成为评奖标准之一。这一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往往会特别关注人类的处境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探讨人性的本质，对人类面临的困境表现出同情与关怀，展现出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文学创作因时代的巨变进入新的阶段，即开拓精神阶段。在当时“只有对人类生存价值和生存困境的真实描绘才是富有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因此，如福克纳、海明威等这种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家便先后获得奖项。

异质文化阶段，这一时期评委开始重视民族的、区域的、非主流的文学，以及其中蕴含的民族特色和传统。紧接着是流散文学阶段，朱振武老师介绍道，从古尔纳出发，非洲的英语文学表现出了三大流散表征：一是异邦流散，二是本土流散，三是殖民流散，欧洲白人到非洲成为非洲本地人，但并不被接纳，在价值观、文化认同、艺术特色方面与当地存在隔膜。

最后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回归传统并追求多样性阶段。中国作家莫言、加拿大作家门罗、美国的鲍勃·迪伦及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都在这个阶段获奖。中国的莫言和加拿大的门罗讲的是故事的传统；鲍勃·迪伦讲的是诗歌的音乐传统；日裔英国的石黑一雄，他的小说题材繁杂多样，所设置的场景，人物也横跨欧亚文明；而坦桑尼亚的古尔纳则是跨境跨界跨种族书写。

为什么要关注和探讨诺贝尔文学奖？“学习一切优秀文学文化成果，均衡吸纳国外文学文化精神，才能知己知彼，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一种文明的互鉴，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如此才能促使我们设立自己的国际文学大奖，走进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朱振武教授道。

图文：邓钰琳、何欣

（名师课堂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