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与潜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创意写作学院传统文学教研室于4月6日下午在香樟书院多媒体室举办了教师系列文学研讨会的第一场：由王基胜老师主讲禅与“垮掉派”文学——以《达摩流浪者》为例，传统文学教研室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老师首先解释他选择这样一个讲座主题的背景。他的译作《达摩流浪者》最近刚刚出版上市，而他当时翻译凯鲁亚克这部作品时的心境与感受依然历历在目，因为翻译这本书，他对禅宗文化与“垮掉派”文学做了一些研究，想着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或许会比较好讲，但他发现自己真正开始准备这场讲座时，这个主题并不好讲。因为凡是涉及佛教和禅宗的东西很难讲透，它的体系实在太过庞大和复杂。他以《达摩流浪者》这部作品作为切入点，讲述“垮掉派”文学与东方禅宗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他的讲座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垮掉”之“禅”；《达摩流浪者》中的禅意启示：用“青春”拯救人生。在整个讲座过程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感悟与观点。

绪论：“垮掉”之“禅”

王老师首先提到了罗伯特·M·波西格《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部全球畅销书，这本书已被选定为美国大学“禅与现代美国文学”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从这本书的畅销可看出“禅”对美国文化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接着，王老师分别介绍了禅宗的主要旨意，“垮掉的一代”主要特征以及他们的核心代表成员：凯鲁亚克、加里·斯奈德与金斯堡。“垮掉派”一代崇尚自由、呼唤性解放、倡导生态保护、向往东方文明、尊重地方文化与原住民，对摇滚乐及嬉皮士音乐产生巨大影响。

凯鲁亚克提倡坐禅和行禅，遵从自发式写作，将“你一直都是天才”列为写作准则之一。这种自发式写作一定程度导致他的作品“文学性不强”，如英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所说：“凯鲁亚克只是陈述，而不是传达，是闲谈，而非写作……他们的文体可能有助于美国日常语言的发展，却不能对美国文学有所贡献。”凯鲁亚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他不愿虚构，而他的魅力恰恰在此。他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种全新的自发风格。想要公正地评价凯鲁亚克，首先需要直面一种为许多文化精英所不愿直视的残酷事实：二十世纪的文学，在一次次的美学解构风暴中，已经失去了中心和边界。也就是说，文学已经扩散为文化，谈论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在很多场合都会构成无理的冒犯。不过，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文学民主化的进程的确打破了审美的定式，解放了人性。禅宗可以视为佛教的民主化版本，无条件地肯定人人皆有佛性，如今我们可以说，人人都能成为诗人。

《达摩流浪者》中的禅意

王老师以一张地图介绍了《达摩流浪者》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讲，这首先是一部向美国人热情推介禅宗思想的文化普及读物。小说里的两位主人公，也即现实中的“垮掉派”作家，对“二战”后占据主流话语权的中产阶级文化极为不满。正如历史上处于类似境遇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想要引进异域的思想，发起一场“新 文化运动”，以吹散社会的沉沉死气。于是，我们看到，在《达摩流浪者》里，故事的叙事者不厌其烦地跟各色人等大谈佛经，各种佛教术语如数家珍。这不免使人想到民国时期大谈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青年的肖像。或者可以说，《达摩流浪者》展现出的美国青年的佛学热情象征了一种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失落了的青春文化，受这种文化感染的心灵痛恨自己的故乡小说中的贾菲说：“我忽然意识到在很多年前我有过一次前生，因为前生我犯了错、造了孽，所以被贬到这个令人痛不欲生的国度，生在美国就是我的报应”，却对生活在别处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种对于他者的热切肯定与高声赞美，在今天这个强调隔离和封锁的年代，似乎显得尤为稀缺和珍贵。

王老师从三个方面将《达摩流浪者》这本书里所呈现的“禅”与东方禅宗进行了比较：行脚与流浪（江西的马祖道一；湖南的石头希迁的“跑江湖”与达摩流浪者的背包革命与嬉皮士运动）；双修与狂禅（密宗中的阴阳和合大定，秘密大喜乐禅定）；自发式写作与不立文字。禅家悟道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传法授受，这点与凯鲁亚克的自发式写作观念有共通之处。这种写作方式对创意写作教学也是一个极好的启发，有助于学生树立写作信心。

启示：用“青春”拯救人生

讲座进入第三部分，王老师总结道，《达摩流浪者》这部作品，或者说凯鲁亚克本人或许能为我们今天这个“一潭死水”的文化界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引进新文化，革自己的命。凯鲁亚克一行人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对自己的本土文化感到绝望时，转而向神秘的东方展开探索，我们从一百年前五四新 文化运动时期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种将“他方”文化融入“自我”是极好地激发本土文化活力的一种方式。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再有诵读佛经的兴趣，却很可能是凯鲁亚克般若经的受众，从这条斜路进入大道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垮掉派”的禅宗实践及其对中国人的“反哺”也是一种警醒：长期以来，中国作家似乎都无力传承自己的文化。因而凯鲁亚克的这种用小说“传教”的写法也在向我们展示出一种或许不该遭到普遍鄙弃的文学功能，即小说可以是承载知识的容器，而非标榜自己内心世界的勋章；可以是通向别处的桥梁，而不一定非得是绕不过去的丰碑，反而一直在创作中强调沟通与交流，并且从未放弃对意义的追寻。

凯鲁亚克不是文化大使。文化对他而言不是用来炫耀的身份，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种“先走出去，再坐下来”的学习方式在躁动和激进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品质。他将生命的行动和联结放在首要的位置，始终渴望以轻快的步伐重新上路，伤感而不绝望，关心中途甚于终点。这种永恒的青春气息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追寻理想的人，正如中国读者提起凯鲁亚克这个名字便想起那句振奋人心的话一样，让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创意写作学院供稿）